探索“中国式”分类体系 破解垃圾围城困局
垃圾围城现象的产生也许正是在提醒我们正视垃圾处理的问题，并且更进一步了解我们制造的垃圾都去哪儿了。如何破解“垃圾围城”困局?笔者认为，唯有垃圾分类这一条出路。那么我国的垃圾分类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随意倾倒污染环境，处理利用程度不高，产量巨大增速惊人……据了解，我国每年建筑垃圾产生量可达20亿吨以上，并且年均增速可能保持10%以上。由于管理长期缺位、资源化利用率不足、处理处罚力度不够等方面原因，建筑垃圾“围城”，已给城市管理带来巨大压力。
你可能没有留意自己每天产生了多少垃圾?也不会在意这些垃圾去了哪里?如何处理?我们还是照旧生活，日复一日。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就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垃圾围城的原因。
我们究竟制造了多少垃圾?
在我国，每人每天产生约1Kg垃圾，这似乎是个听上去有些虚无缥缈的数据。具体一点：北京2200万人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如果用装载量为2.5吨的卡车来运输，这些卡车能够连成一串，整整排满三环路一圈，新京报曾报道：“北京的七环是由400多个垃圾场围起来的。”而且，并不是只有首都面临着垃圾围城。在上海，每天的生活垃圾清运量高达2万吨，每16天的生活垃圾就可以堆出一幢金茂大厦;广州政府官员：“只要两天不处理，广州的生活垃圾就能一路堆到香港。”
现状就是：中国目前城市生活垃圾堆存量已超过80亿吨，全国2/3的城市被垃圾带所包围，四分之一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75万亩。
我们接触到它们的最后一刻，就是垃圾桶，至于之后，大部分人不会关心，也不会去了解，它们究竟去哪儿了?
我们制造的垃圾去哪儿了?
我们日常产生的垃圾属于图中最上端的“市政垃圾”，需要通过统一的收集以便后续的分类和处理。我国目前沿用的主要是传统的垃圾不分类统一混合收集，通常社区内的垃圾会由社区或者物业进行统一转运至社区级中转站。
满车的垃圾送至中转站，用压缩设备将垃圾起亚压缩，装入压缩车后，运送至垃圾填埋场或者垃圾焚烧厂处理。虽然很多社区使用垃圾分类，可是由于下游收集转运乃至处理过程不完善，还是达不到垃圾分类处置的目的。
由此在我国衍生出另外一种垃圾收集方式——拾荒者和废品收购站。这个群体和产业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很大一部分我国垃圾分类回收来进行资源化的问题。
最常见的垃圾终端处理方式?
1、填埋
垃圾填埋因为成本低在国内被广泛应用。国内最大的垃圾填埋场是广州兴丰垃圾填埋场，日处理生活垃圾约7000吨左右。
直至21世纪初，北京90%以上的垃圾还依靠填埋的方式处理，年消耗500万亩以上的土地。随着北京及周边城市群的加速扩张，能够用于填埋的土地越来越少，填埋对于周边环境及地下水系统的污染，也开始逐渐显露。据测算，目前北京全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的总库容仅剩下大约1200万立方米——仅相当于一座大型填埋场的容量。业内人士透漏：按照目前的垃圾产生量和填埋速度，北京的垃圾填埋场将在4-5年内填埋封场，其他城市的也大体如此。
2、焚烧
近年来，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费持续走低，垃圾焚烧被很多人认为是快速解决“垃圾围城”的曙光。然而，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宋国君领衔的课题组用经济学模型对垃圾焚烧的社会成本进行评估，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宋国君等人通过分析北京正在运营的三座垃圾焚烧厂以及规划中的八座焚烧厂的排放数据，得出结论：焚烧并不便宜，焚烧处置的各类补贴掩盖了焚烧的真正成本;低焚烧处理费误导了公众，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垃圾分类的动力。
宋国君指出，“通过揭示整个社会承担的生活垃圾焚烧成本，我们希望在生活垃圾管理方式的选择上，能够为理性决策提供参考，促进垃圾分类制度的落实”。
破解“垃圾围城”，除了分类别无出路
既然垃圾焚烧或填埋会带来多重浪费，如何才能显著、全面地降低垃圾管理的社会成本?宋国君等人调研后给出的答案是“源头分类、资源回收后再焚烧或填埋”。
题组核算后发现：源头分类后，由于收运、焚烧成本降低，健康风险降低，资源回收增加，垃圾管理社会成本降低至原来的1/3。“如果人均生活日垃圾清运量从0.949公斤降低至0.287公斤，现有三个焚烧厂的处理能力即可实现北京82.4%人口的生活垃圾全焚烧，以及2020年77.76%人口(按总人口2300万计)的生活垃圾全焚烧。”持续、努力地推动垃圾的源头减量和分类，才是解决垃圾问题的真正出路。
据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此前发布的数据，我国每年产生的生活垃圾，80%以上可作为再生资源回收和利用，垃圾资源化处理的前景十分广阔。
目前垃圾分类面临哪些困难?
北京市某住宅小区，居委会社工马先生指出，“现在大部分居民都了解垃圾是应该分类的。但具体实施起来，一是自觉性问题，另外还有垃圾回收相关部门的方法导致居民执行起来有些困难。”
而后一个问题正戳中了痛点。比如，一些地方没有建立完备的垃圾回收体系，即便垃圾经过分类，也很难进入不同的资源回收产业;很多地方分好类的垃圾一上车，又混在了一起，导致分类徒劳无功。
事实上，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推广工作已经历时多年，早在2000年，就把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8个城市确定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各地也有很多方案和做法，但推行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说，垃圾分类成效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和全民参与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