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子到垃圾，电子时代的危机生活

在高度发达的消费文化中，商业与政治精英联手塑造了主要的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子系统，促使人均资源消费上升到最高水平。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宣称，生活的意义就是发现我们可以占有的事物，因此，消费了就能活得充实，要生活得充实，就要不断消费。

戴维·哈维继承了托夫勒“抛弃型社会”(throwaway society)理念，他说：“一个一次性物品充斥的社会的推动力，在1960年代期间开始明显起来。不止是扔掉生产出来的商品(造成巨大的一次性废品的问题)，也意味着可以扔掉价值观、生产方式、稳定的关系、对事物的依恋、建筑物、场所、民族、已接受的行为和存在方式。”齐格蒙特·鲍曼也注意到，消费主义使人们不再考虑人类生活与命运这类严肃问题，不再去深思限制与超越等问题，它使得曾是“个人逃避命运的消遣变成了社会建构的命运”。

在电子时代，我们的消费主要对象，也变成了电子产品。一些高端电子产品通过推销虚幻，劝说人们通过购买自己的产品，以实行对“爱、家庭、友谊、冒险和性”的真实满足，在这个时代建立起了自己的帝国。一个苹果，让多少人趋之若鹜!中国人在电子市场显得如此的狂热：一些高端新产品上市时，连夜排队者甚至比80年代初排队买生活必需品的上一辈还虔诚。

人类学家和文化研究者认为“个体消费者使用商品建构自我认同，赋予了商品象征性的文化意义”。而我们的新一代更是深谙此道。曾有报道，中关村一家苹果产品店门前，一名女孩怀抱一台iPad还一脸愠色。

销售人员透露：“她上来就要买苹果3件套，而且都得是高配，超过2万元支出让母亲觉得有些吃不消。”女孩儿大喊一声：“不给我买，就让我在大学丢脸去吧。”说完便扔下还蹲在墙角低头抽泣的母亲，扬长而去。无独有偶，武汉某高校一位大一女生在报名现场弃学要挟父母买苹果手机，发火说：“不买我就不在这读了，反正钱也交了，你们就后悔去吧!”经老师和父母劝了一个多小时，女生才“让步”，同意父母买部新款其他品牌手机。

我们被扔上了生产和消费的跑步机，永不停歇。电子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增长完全依赖对资源的消耗。我们用的越多，消耗的自然资源就越多。消费者追逐功能更完善、更新奇的产品，随着产品更新周期的缩短，消费者更换家庭装备的步伐也在加快。这种消费模式虽然在短期内推动了GDP的增长, 但也导致电子垃圾越积越多。数量庞大的电子垃圾，不仅表明了我们的过度消费，也反映了当前工业文明体系的失衡。

30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面临着垃圾数量猛增、不可降解物大量增多等威胁，而有毒的电子垃圾等更是成为环境污染的隐患，威胁着国民健康和生命安全。重金属无论是污染水体，还是污染大气，最终都会随污水、随大气沉降，随固体废弃物、随农用物资等进入土壤，造成土壤污染。有研究人员认为，在经过几十年的沉淀后，中国土壤重金属污染已进入一个集中多发期。

按照GDP来测量，这一过程的副产品像废物、损耗、污染、各种间接的社会成本或外部效应，并没有减损增长，反而在实际上加大了增长的效果。例如，污染产生的疾病与事故，需要更多的商品和服务才能应付，因此反而会对经济增长做出新的贡献。

然而，这种消费建立在资源损耗不可修复的基础之上。鲍曼写道：随着人类废弃物总量超过现有的处理能力，出现了一种极有可能的前景，即眼下的全球性现代化在面对由它自己所产生的废弃物时，既无法重新吸收，也无法将其彻底销毁，最终如鲠在喉，窒息而死。

有许多信号表明，那些很快积累起来的废弃物的毒性在迅速攀升，人类的发展将不可持续。生态危机频发的地球已无力承受人类过去的错误。

电子垃圾时代的生活

电子垃圾问题之所以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从整体上考虑，首先是垃圾及其处理意识跟不上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要求，思想方面远远落后于形势的发展。电子科技时代需要相应的垃圾处理文化。

对于资源短缺、人均资源尤其短缺的中国来说，处理电子垃圾不仅是一个环保问题，也是一个资源战略问题。在回收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当，将严重污染自然环境，危害国民人身健康。如果处理得当，不仅可以缓解环境压力，还具有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在电子垃圾中，每吨废弃的电子设备含金量是金矿的17倍，含铜量是铜矿的40倍。有数据表明，在1吨随意搜集的电子板卡中，可以分离出143公斤铜、0.5公斤黄金、2公斤锡等有用金属，其中仅黄金就价值不菲。如果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分离电子垃圾，完全可以变废为宝，使垃圾处理成为一项高收入的产业，成为好大一座“城市矿山”。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日本提出了“城市矿山”的资源观，不仅颁布法令禁止电子废弃物出口，还想办法从其他国家进口。早在2001年，日本就已经正式实施《家电再利用法》。法律规定，消费者必须将废旧家电交由销售商送返生产厂家进行回收利用，回收所需费用由消费者承担。如果消费者不按规定将旧家电交回销售商处，而私自进行掩埋等处理，一经发现将被处以巨额罚款。小贩回收废弃家电，也需要得到地方政府颁布的收集搬运执照，如果是私自收购，则属于违法。据统计，日本现有的废旧电子电器产品中，仅稀土就能提取30万吨，如能回收利用，足以满足其本国需求。

作为最有行动能力的行动者，政府对电子垃圾处理必然负有最大的责任。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消费者责任的界定，到专业企业的打造和扶持、产业的引导和补贴，以致法律规管与环境教育，政府都具有强大的责任。但很遗憾，哪怕是在目前最末端的监管工作，各级基层组织的监督与执行，进行得都不够彻底。在法律法规的制定以及政策的推行过程中，表现不尽如人意。2005年，汕头贵屿镇曾经被批准为国家级循环经济试点，但7年过去了，至今没有下文。这7年中，又有多少污染在悄悄弥漫……

生活方式也是文化。生在电子时代，我们身不由己。我们使用着电子产品，生产着电子垃圾，经受着电子污染。我们似乎无法拒绝电子，也因此无法拒绝电子垃圾。就像我们无法拒绝生活。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美丽中国”这个新词，要求“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作为被消费主义俘虏的一代，我们也许并不需要改变生活方式，需要的是可称之为真正环境主义的东西—一种不需要为之费心费力就能够做到的环境友好。比如，尽量降低对电子产品的欲求—没有它们，我们好像也能够过得很好。少使用手机，别让它们主宰我们的灵魂。珍惜那些家用电器，换用节能型设施，使用更少的加热制冷能源、建筑材料等等。

只有重新组织生产和消费的社会结构，从而改变便宜、舒适、享受的定义的情况下，这种环境主义才能流行起来。(作者 夏循祥)